“翩翩贵公子，和气如春温。倾盖一晤语，肯吐胸中真。”祁海身上是有某种亲和力在的，额前一抹代表心智消耗的白发很好地平衡了时尚的锋锐感与知识分子的厚重，让他看起来有种举重若轻的洒然。他在各种场合条理清晰，开诚布公的发言也让人印象深刻。

今年年初，祁海又多了一个“新基石研究员”的身份标签。身为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面对行政管理和学术创新的双重压力，他将如何应对？

从免疫学的角度，持久的焦虑是免疫抑制，对人体并无益处，所以祁海应该不会为此焦虑。由其过往经历来看，他大概率会运用生活的智慧，变双重压力为互惠共赢的局面，以“四两拨千斤”的心态顺其自然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祁海认为自己在做重大决定时，一向是直觉多过理性。其实，他的适应性很强，小的岔路口他较少纠结，见招拆招而已。然而一到关键的十字路口，他的直觉便支棱起来，不将就不妥协。

其清华同事颜宁在一次讲座上介绍他时，说“他学的是临床医学，至于为什么没有留下来当医生，反而进入了科研领域，这里面是有故事的。”

这是一个关乎理想与冒险的故事。祁海在北京医科大学念临床医学，毕业后分配到著名的阜外心血管医院，这是一份令无数医学生垂涎的高起点工作。但令人错愕的是，“报道日”即“离职日”，祁海亲手粉碎了铁饭碗，因为他直觉地意识到当医生非其所愿，他更享受探索未知领域的乐趣和好奇心满足的快感。于是以俄语为第二外语的他，突击了一年英文准备出国深造，但种种原因导致选择余地较小，最终他跑到德州大学，在一个新成立的课题组里攻读自己原先并不“感冒”的免疫学。

后来他发现，探索的乐趣并不局限于某一领域，过去不感冒只是因为了解得还不够多。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祁海陷入“独立思考并解决问题”的快乐中无法自拔。正是这段经历培养了他独立做科研的自信。

多年后，他以院长的身份在清华大学医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辞，倡导学生不要拘泥于安逸“小我”所需要的三斗米，要敢于“拥抱未来的不确定性”，只有抓住机会开创新局的人，才会创造更精彩的人生。

他用自己的经历为这段话做了精彩的注脚。学成归国后，祁海专注于抗体免疫应答调控，致力于为人类预防疾病找到可操控的“靶点”，让人类能通过疫苗及时阻止病毒或者细菌对人体健康的侵袭和危害。他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包括发现抗体亲和力成熟的细胞间正反馈机制，鉴定了记忆B细胞的前体、揭示抗体应答雌雄二态性的细胞学基础，以及定义了第一条调控获得性免疫应答的脑-脾轴神经通路等。

科学家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带给祁海一种类似学科交叉的多维视野和高屋建瓴看待问题的角度。面对复杂问题，他习惯于单刀直入地破题；面对项目团队，他力求在整体目标和个人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

众所周知，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非常大，实验类最高500万元每人每年，理论类最高300万元每人每年，并连续资助5年。且作为民间公益项目，它的灵活度很大，对科学家条条框框的限制较少，因此报名者众多，竞争较为激烈。

但在祁海看来，该项目的申请过程简单明了。凭借曾经入选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HHMI国际学者计划的经验，祁海认为只需要将自己工作里面最有意思、最有可能受益于这种资助方式的项目写出来。所以他将主要精力花在科学问题本身的阐述上，着重描述未来的工作重心，顺带对过去的工作做一个概括和总结。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份研究概要：“免疫细胞如何产生抗体、获得高质量、持久性免疫记忆？祁海将研究记忆性B细胞产生、维持和激活机制，深入探究其原创发现的B细胞记忆调控的细胞及分子机理，为长效广谱疫苗、预防传染性疾病提供理论依据。”寥寥几句，聚焦问题、路径和目标，理性而克制。

未来几年，祁海将带领研究团队围绕这个目标开展工作。在任何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中，人的因素都很关键。基础研究风险大，周期长，甚至有失败的可能，这对于团队里要毕业要拿offer的年轻学生，可能是难以承受之重。“科学家也不是单纯地坐在那儿做试验，他还要做管理，思考怎么把他想象的一个宏伟目标拆分成不同的目标，让学生可以去满足现实需求。”祁海认为兼顾长期项目的投资和短期内的内容产生，是把团队成员组织起来的必备条件。包括这次申请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资金支持，也是他为团队良性发展谋求的一份资金保障。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现阶段自然殊为不易。施一公在项目开幕式上讲，项目支持60个人，如果最后有6个人有重大突破，他就觉得整个项目很成功。中科院院士周忠和认为，真正的前沿研究往往不是热点，可能交叉性很强，国外刚刚冒头，甚至是国内自己先做的，这样的事要得到共识很难。

祁海认同现阶段原始创新的难度，但是放在一个更长远的阶段，他持有一种乐观的心态。基于免疫学研究的心得，他说：“免疫系统最本质的特点是多样性，用以应对外界的不可预测性。基础科学创新的不可预测性，也需要多样性。多样的出发点和探索途径，可能会发现过去没发现过的逻辑。”

在他看来，不同文化背景的科学家，第一灵感背后的哲学基础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可能能够提炼产生出其它文化背景不易于孕育的新假说。有新基石这样的机会，中国科学家可以更加自由地探索，更可能会出现中国学派。